这些日子，朋友们抛弃了我。我已经无法判断是因为我的成功还是失败。这就是晚年的困扰啊。

有些人觉得我很不人道，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五个女儿在家唱歌或是演奏音乐。拉不好小提琴就不准演奏欢快的曲调，长笛吹得太急了，或者吹断了气，那就别吹。天啊，在这伟大的作曲家中竟不允许演奏音乐！但是A她理解。她知道音乐必定从沉默中来。来于此且归于此。

对中国人而言，柠檬象征死亡。安娜·玛丽亚·伦格仑的那首诗中写道：“他入葬时手握一只柠檬。”没错。A嫌它过于病态，禁止我们说。但是，除了死人，谁可以一副病态的呢？

过了两个小时，他狡黠地问起了我的新作品。我笑了。他问起了《第八交响曲》。我把音乐比作蝴蝶的双翅。他说评论家们觉得我已“江郎才尽”，再也写不出什么了。我又笑了。他说有些人——当然，绝非他本人——认为我领着国家发的退休金，却逃避我的职责。他追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新的交响乐。我不再笑了。“是你们阻止了我完成我的创作。”我答道，摇响了铃，请人引他出去。

我没有作出任何回应，不论是书面还是口头。我想用实际行动去证明。她就像信中所写的那样，没有陪我去斯德哥尔摩，也没去哥本哈根和马尔默 。我一直带着她的信。我在信封上写了大女儿的名字，这样她在我死后就能知道这封信写了什么。

回家以后，我安静地喝着晨间咖啡，她递给我一封信。结婚三十多年以来，她第一次在我这个家里给我写信。信中那些话我从此一直牢记心头。她说我是个没用的懦夫，靠喝酒来逃避困难；以为喝酒有助于成就新的杰作，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啊。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再丢人现眼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看着我醉醺醺地指挥了。

我想告诉他，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对黑管与一对巴松谱过曲。这让我颇为得意，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也就两个巴松演奏家，其中一个还得了肺病。

我记得曾与N讨论过贝多芬。N认为，如果时间之轮继续转动，莫扎特最好的交响乐仍然会被时代所认可，而贝多芬的交响乐则会被弃之路边，无人问津。这就是我与N之间最典型的差异了。我感觉，N和布索尼 、斯丹哈默 是不一样的。

当音乐成为文学，那一定是糟糕的文学。音乐始于文字止步之处。那么音乐终了呢？沉默。各种艺术形式渴望抵达音乐的境界。那音乐渴望什么？沉默。这样说来，我已大功告成了。我过去以音乐而闻名，如今我以长久的沉默同样闻名。

当我出访美国的时候，他们讶异于我此生从未给自己刮过胡子，仿佛我就是一个贵族。但我并不是贵族，也不想装成那样。我只不过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刮胡子上。让别人帮我刮胡子就好了。

一个法国评论家，试图表现其对我的第三交响曲的厌恶时，引用了古诺 的话：“只有上帝才有资格用C大调谱曲。”说得真对。

A拥有我所不具备的坚韧的品质。身为将军之女，她可不是一个草包。别人眼中的我一妻五女，是个颇有派头的名人。他们说A为了我的辉煌人生而牺牲了她自己。我则是为了艺术而牺牲了我的人生。我是一个很好的作曲家，但是，论做人，则要另当别论。然而，我是一如既往地爱她，我们曾分享些许快乐。当我遇见她时，她对我来说就像是约瑟夫松 笔下的美人鱼，坐在紫罗兰的花丛中，伴着她的骑士。可是，世事艰难。恶魔显现了。我的姐姐住在精神病院里。酗酒买醉。精神失常。郁郁寡欢。

一位报社来的年轻人陪我消磨时光。我们聊到了荷马，又聊到了爵士乐。他不知道《爵士歌手》那片子里就用了我写的音乐。有的时候，年轻人的无知让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种无知便是一种沉默。

我和马勒 曾经讨论过作曲。对他来说，交响乐必须像大千世界一样包罗万象。而我认为，交响乐的本质在于形式；是其中严谨的风格与深邃的逻辑才将母题内在地连接在了一起。

当然，我还是能创作些音乐小品的。譬如，我可以为了S表兄新婚妻子的生日写一阕小插曲，它的行板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稳妥。我也可响应国家的召唤写一曲，抑或给大张旗鼓向我邀曲的村庄写点什么。但这些作品并非出于真心。我的音乐之旅已近终结。即使对我的音乐抱有敌意的人，也会认为这合乎逻辑。音乐遵循这一逻辑，最终归于沉默。

振作起来！死亡即将来临。

A也总是很沉默。天知道，这都怪我。作为丈夫，我从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圣赞。哥德堡的那场演出之后，她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我死后你也能在我衣服口袋里找到。但平时她总是毫无怨言。她不像其他人，从不问我何时能够完成第八乐章。她只是一直陪着我。夜晚的时候我开始创作。不，夜晚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在一瓶威士忌的陪伴下振作精神，开始工作。之后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头耷拉在谱子上，握着拳在空中挥舞。A趁我睡着的时候把酒拿走了，我们对此只字未提。

今天，我听见了鹤群的声音，却不见其踪影。云压得很低。因为是站在山顶的关系，我听见它们朝着南方的太阳，发出洪亮的叫声，那声音从头顶向我奔袭而来。看不见的鹤群更加美丽与神秘。它们让我重新领会了洪亮透彻的感觉。它们的音乐，我的音乐，音乐。就像这样，你站在山坡上，听见云的那一端传来穿透心魄的声音。音乐——甚至是我的音乐——也无形地奔向南方。

对于作曲家来说，步入老年是多么恐怖的事情！一切都没有原来那样快了。而且，自我批评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。别人只看到名誉、掌声、盛宴、国家养老金、慈爱的家人、世界各地的拥护者。他们只会注意到，我的鞋子和衬衣是从柏林定做的。在我八十岁生日时，我的头像上了邮票。人们很是

奥托·安德松竟然把我的家谱研究得这么透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

一年一年地过去，那种感觉却至少变得越来越强烈——我渴望见到那些鹤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会站在山坡上看着天空。但是今天它们没有出现。天空中只有一些野鹅飞过。倘若世间不存在鹤，那么鹅也算得上美丽了。

艺术家们生来就容易被人误解。这不稀奇，久而久之，就司空见惯了。我只不过想重申并坚持己见：请恰当地误解我吧！

我曾经戒了酒，但现在，它是我最忠诚的伴侣，最知心的朋友！

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我的确是个很难相处的人，就像我的父亲、我父亲的父亲一样。我还是一个艺术家，于是变本加厉。我还有个最忠实、最善解人意的伴侣，这就更加糟糕了。我能标注以“无酒精”的日子寥寥无几。 如果你的手抖个不停，那是很难作曲的，也是很难指挥的。我承认，很大程度上来说，A跟着我过日子，简直是一种殉难。

我独自一人出去吃饭，思考死亡。或者去坎普餐馆，去俱乐部，去国王饭店和人家聊这一话题。为什么人只能活一次 ，这事太怪异了。我加入了坎普餐馆的柠檬桌谈话。在这儿，是允许——确切地说，是必须——讨论死亡的。这儿其乐融融。但A不赞同。

据说斯特拉文斯基 先生认为我的技艺不佳。我把这一评价当作此生得到的最好的褒奖！一些作曲家在巴赫与近现代音乐间徘徊不定，斯特拉文斯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。但是，音乐技法并不是通过课堂教授学习就能获得的，这样说来，I.S.先生算得上此中典范了。可是，当人们把我的交响乐与他那不成形的矫揉造作相比时……

或许我这个人不怎么好相处，但也不算太难相处吧。在我这一生中，我一旦失踪，他们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——那家餐厅——它们提供最好的香槟与龙虾。

K从巴黎来信。他对设定节拍忧心忡忡。他需要我帮他出主意、下结论。他得用节拍器给快板打节拍。他在信中提到说，是否只能将第二乐章的其中三个小节放慢，变成原先节奏的二分之一的慢板。我回复他说，K大师啊，我无意反对你的想法。最终——如果我的话听起来太过自大，还请原谅——我认为，表达真挚的方式并不止一种。

哥德堡。音乐会之前，我又不见人影。也不在老地方。A简直要神经崩溃了。尽管这样，她还是在大厅里，祈祷事情能够有转机。而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了，向观众们鞠躬，举起指挥棒。这着实让A感到很惊喜。序曲才行进了几个小节的时候，她事后告诉我，我就像在彩排一样停住了。观众们很疑惑，乐队更不用说了。接着，我重新给了一个弱拍，从头开始。她很肯定地告诉我，之后简直一片混乱。观众们兴致勃勃，尾随的报道充满敬意。我毫不怀疑A说的话。她说，音乐会之后，和朋友们站在大厅外，我从口袋里拿出装威士忌的瓶子，把它摔在台阶上。但这些我通通不记得了。

（本章未完）

年轻人的事业蒸蒸日上。他们注定是我的敌人！你想在他们面前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，可他们根本不屑一顾。不过，也许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