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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关百年后，满人已泰半汉化，入境从俗，一切从汉家制度，唯独缠足一项，以其太痛苦、太野蛮，而终未接受。曹氏本汉家子，而早入旗籍，从旗俗。入关恢复汉家旧仪，一切心悦诚服，独对缠足一项，《红楼》作者发生了心理上的“文化冲突”而无法处理。芹溪若使宝、黛、春、云诸美尽缠其足，岂非人间惨事？而雪芹述笔之初，“脂砚”以次读者或男或女，几全系满人，对此惨事，何能接受？

大学时代，在防空洞再细读《红楼》，笔者便觉得它在文学之外实在也是一部社会史巨著——是反映我们那个两千年未尝有基本变动的儒家宗法社会的综合记录。

反之，若使晴雯、芳官、鸳鸯、琥珀……在粉白黛绿之间尽成“凤阳”大脚妇人，岂不煞尽风景？因此，最佳办法则唯有秉笔不书，马虎了事。

大学结业后，留学美国，亦尝与爱好文艺之同学合组白马文艺社自娱。斯时适亦侨居纽约之胡适之先生，曾戏呼之为“海外第三个中国文艺中心”。同仁每谈《红楼》，予亦屡提“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”（social sce approach）应为探索《红楼》方式之一。新红学之考证派，只是研究者之起步，为一“辅助科学”（auxiliary sce），而非研究学术之终极目标也。其时海内“阶级分析”之说正盛极一时。“阶级分析”亦“社会科学处理”之一重要方面也，偏好之，何伤大雅；罢黜百家，则托拉斯矣。

一

（黛玉一看）却是位青年公子：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，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，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，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，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，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；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……

一个读者个体，他从小到老、从华南到华北、从小学到大学、从国内到海外、从大陆到台湾、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……由于生活经验的变换、知识接触面的扩大，他每次读《红楼》也会“别有一番滋味”。

其实“文化冲突”一概念，于时兴“社会科学”上并不只限于两族（满汉）之间也。文化冲突亦有古今之时限。新史学上有所谓以“现时观念”（present-mindedness）处理古事物之大忌，亦即时代不同而引起观念冲突之一种也——斯于“美学”则尤为显而易见者。雪芹之撰《红楼》放诸主角服饰之设计，此一“冲突”即彰明较著，而每为一般读者乃至为红楼男女“绣像”之艺术家所忽略，举例以明之：

70年代“文革”以后，海峡两岸文禁顿解。前“白马社”旧人周子策纵，竟能重集海外同好，醵资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，于1980年间召开“第一届国际《红楼梦》学术讨论会”，而征文及于下走。予因将数十年久积心头之“社会科学处理方法”以治“红学”之法螺举例再吹之，因撰拙文《曹雪芹的“文化冲突”》，以就正于同文，时以限于篇章，书未尽意。

二

（黛玉见他）一回再来时，已换了冠带：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，都结成小辫，红丝结束，共攒至顶中胎发，总编一根大辫，黑亮如漆（垂在脑后）（此四字为笔者所加），从顶至梢，一串四颗大珠，用金八宝坠脚；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；仍旧戴着项圈、宝玉、寄名锁、护身符等物；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、锦边弹墨袜、厚底大红鞋。越显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施脂；转盼多情，语言若笑；天然一段风韵，全在眉梢；平生万种情思，悉堆眼角……

作为一个对社会科学才刚启蒙的大学生，笔者在大学时代便体察出，社会科学上所揭出的“文化冲突”的概念，便是曹雪芹这位第一流天才服装设计师，终使大观园中诸姑娘、奶奶都变成“半截美人”的症结所在。满人天足，也可说痛恨缠足。康熙帝曾下诏禁止缠足，然终以入关不久，为使汉族臣民休养生息、“不愿扰民”而中止。

芹溪为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，而社会科学家，诸“夫子言之”、“概念化”（ceptualize）之，使吾心有戚戚焉！浅通之、深索之，始知钻研《红楼》，亦固有“社会科学处理”之一道也。

所以我国“古装”的设计也确有其超越时代的“客观的美”。时至民国，还有个酷爱古装的留学生马君武歌颂它是“百看不厌古时装”。服装设计师曹雪芹，他显然与马君武有同好，致使荣、宁二府的主子穿的几乎（着重“几乎”二字）都是“古装”，贾宝玉这位贵公子初见表妹，便是个（夹杂少许胡服的）古装公子。他的高雅华贵之像也被所有替他“造像”的画家——从清末的版画、石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画——几乎“造”出千篇一律的古装之像。

《红楼》第三回，黛玉初见宝玉时，且看这位“衙内”所穿的衣服：

且看上引同回，宝玉见过妹妹之后，遵祖母之命去看过妈妈回来时的穿着，便从“古装”变成“时装”了。

笔者幼读《红楼》，亦尝为“焚稿”垂泪，为“问菊”着迷。它是青年人情窦初开时的爱情宝库，也是学习古今文学的初阶——论旧诗词，则盛唐而后、《花间》之前，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乱真；论白话文，则胡适、鲁迅亦难望其项背。老实说，在笔者这辈“五四”以后出生的“作家”，它对我们都是新旧文学习作的启蒙教科书。

《红楼梦》这部奇书，读者们不论年龄大小、时代先后、地域差异多大、政治社会制度如何不同，读后都会有不同的领悟。

你说宝玉因年经，初见林妹妹时还拖条“辫子”，长大了就没有了。那么，读者贤达，您就错了，贾公子在“怡红院”一天到晚都拖着辫子呢！

古人所谓“上国衣冠”，所谓“满朝朱紫”、“襟袖飘香”……“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鬓耸巫山一段云”，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词。它和“四夷”的服饰相比，那“上国衣冠”确是太高雅了。后来满族入主中原，原曾有“易服”之议，可惜“美学”终于敌不过统治者的“自尊心”，而使“马蹄袖”、“猪尾巴”把我们丑化了两百多年。

大学中期，胆大心粗，不自藏拙，竟于史系学刊上撰写万言长文曰《浅论我国脚艺术的流变》以申述之。大观园中，诸姑娘、奶奶之“脚”，固均在详细玩摩之列也。惜战时印刷不易，拙文迄未流传，终至遗失，迄今念之。

这一下，岂不糟糕？原来天下第一美男子、古今美女梦中的“白马王子”，原来脑壳之后还拖了一条怪模怪样的“猪尾巴”（pigtail），这成何事体？所以一切绣像画家、水彩画家——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“红楼插图”和名家题咏的“红楼月历”，都“辛亥革命”起来，把美男子贾宝玉的“猪尾巴”剪掉了。

如此看来，宝二爷不但在家中“不出门”时总拖着辫子——湘云替他梳辫子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他出得园去，和一些小戏子、小相公胡来时，也拖着辫子，并把辫子上珍贵的饰物偷偷地送人了。

宝玉这位贵公子这时所穿的是一套传统中国自唐及明的“古装”。我国“古装”经过两千年以上的不断改进，在设计上对“美”的研究，加上丝绸制造业在发展中的配合，真可说是登峰造极。它对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官僚大帝国中上层社会中士女的打扮，真是美不胜收——和边疆的少数民族相比，我们实在是太高级了、太美了。

宝玉道：“横竖我不出门，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。”说着又千“妹妹”万“妹妹”的央告。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梳篦。原来宝玉在家并不戴冠，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，往顶心发上归了总，编一根大辫，红绦结住。自发顶至辫梢，一路四颗珍珠，下面又有金坠脚儿。湘云一面编着、一面说道：“这珠子只三颗了，这一颗不是了，我记得是一样的，怎么少了一颗？”宝玉道：“丢了一颗。”湘云道：“必定是外头去，掉下来叫人拣去了，倒便宜了拣的了。”黛玉旁边冷笑道：“也不知是真丢，也不知是给人镶了什么戴去了呢！”宝玉不答……

食色性也。“宝黛之恋”，两千年来，何代无之？而“金玉之缘”，因“父母之命”而“终成眷属”——在笔者这一辈以上的老人，除了“私奔”之外，亦绝无他途可循。结两千年婚姻制度之总账，曹霑真是第一支笔。

其实贾公子原是曹霑笔下的旗人，他平时家居，头上是吊着条辫子的。

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回，那个小无赖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云刚梳完了头、洗完了脸，他不但要使用湘云用过的脏水，还要湘云替他梳头。那个爽快的丫头湘云不干。

贾宝玉拖辫子是肯定的了。问题是曹雪芹把他（她）们一切“古装化”矣，为什么却舍不得把美男子宝二爷的“猪尾巴”割掉呢？须知雪芹虽爱“古装”，他也爱他那18世纪清朝极盛时期高级社会里的“时装”，虽然这条“松花大辫子”的男人“时装”，在我们有“现时观念”作祟的读者们看来是“七丑八怪”，但是纵在20世纪初元，它还是“美”得很呢。请听“我的朋友”李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