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写苏传的过程中，父亲还写过一篇短文《宋人与茶》（1975），因此和日本淡交杂志的楠田观山建立了文字交。楠田通汉学，又是书法家。二人雁便往来，父亲赠予自己的著作，楠田先生则写了一个条幅回赠，写的是东坡的句子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泉试新茶。”大概是父亲在信中流露出故国之思吧。父亲去世后我和他通过一次信，果然是书家手笔，还是以未能亲见父亲为憾。这一段文字因缘恐怕是父亲唯一的一次与人交流他的著作，而竟然是外国人。

2020年3月于纽约

入狱之初，父亲即嘱咐我送些书进去。“诗言志”，当然是送几本诗集。我把他桌上的《玉溪生诗》送进去。但是李商隐的诗并不适合他当时的生命情境。他要一部苏东坡诗。当时，只找到一部木刻影印的《施（元之）注苏诗》，我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，抄录了太史公《报任安书》中的名句：“……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……”他没有回应。

我觉得父亲很寂寞。

父母在1980年赴美依子女生活。父亲在去世前两年（1989）问过我有没有听过关于《苏传》的批评，我直说没有。

父亲对文字有特殊的敏感，文字可以疗伤止痛。我喜欢为他找书，送书。在那时候，书籍是生命，书籍可以使他自由。

文章发表后他在狱中的生活得到了改善，感谢当时的典狱长周震欧先生的关爱，让他在图书馆工作，这样他读书可以不受限制了，有更多时间可作研究。我们还买到林语堂的（即现正风行的《苏东坡传》的英文原本）给他参考。他仔细读完此书，觉得林著不够严谨，不符史实的地方颇多。这本书没有触及苏轼内心深处，并说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。这个观点和后来张之淦教授的“质正”不谋而合。因为他读东坡的入手处不与人同，父亲有他自己心中的东坡。他的东坡要比这个大得多，是“成固欣然，败亦可喜”的东坡，是“瘴海炎陬，去若清凉之地”的东坡，是“九死南荒吾不悔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东坡。

出狱之后，他带回家的是一本自编的《东坡年谱》，粗糙的纸张，用手装订的。他记住了二千多首苏诗的三分之二。他不得不替东坡作传了，在狱中四年，是和东坡共同生活的四年。他逐渐认识了苏东坡，他渐渐懂得什么是命运，他写东坡，寄托如此之深，好像自己已经栩栩然化为东坡了。

直到张辉诚2015年12月发表在报上的《寻找李一冰》一文，我才知道这部书受到各方的肯定，但是这已是本书出版了三十二年之后，作者已经去世了二十四年。

父亲的《苏传》是一本忧患之书，一场冤狱使他的生命进入苏东坡的内心世界，《苏传》由是诞生。

未几，再要我送《东坡事类》。《事类》，清梁廷楠辑，共四册，艺文印书馆版。如此，他已经有五册书。狱方规定，受刑人最多只能有五本书，苏轼的研究便是从这五本书开始的。

贬谪黄州是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。于是，中国有了文学的东坡。父亲也是因为冤案的折磨，困心衡虑，因同情而理解，所以留下了《苏传》。一本好的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必定会有血肉相连的关系。清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序文中说天下至性至情的文章都是一种“哭泣”：《离骚》是屈大夫的哭泣，《史记》则太史公之哭泣，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哭泣。如是，《苏传》便是父亲的哭泣。或许这是命运的定数，天降大任的道路必须如此酷烈。

大约一年左右，他在报上发表了《怕太太的故事》（1968），用陈季常（即方山子）“河东狮吼”的典故，说怕太太的人很多，为何独有季常背负惧内之名？为他抱不平。文章轻快幽默，似乎和他的处境不太相称。后来接着写了《苏东坡在黄州》一文，这是后来《苏传》中的第六章，即“黄州五年”的原型。

1975年台北学生书局影印了王文诰的《苏诗编注集成》，因为要六百元，他三进三出书店才决心买了下来，他喜欢王文诰的创见，但是未免“胆子太大”，所以去取谨慎。2003年初我在北京的书店里发现了孔凡礼的《苏轼年谱》三大卷，不觉眼睛湿润，那时候一书难求，那里面有那么多材料是父亲当年要抄、要借才能看到的。

父亲没有师友，没有同事，没有学生，没有助手，甚至没有收入，所有的只是老伴无怨无悔的支持。他写《苏传》，是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大千万倍的历史人物，告诉自己：这点冤屈不算什么。

苏轼和陈慥重逢在黄州，此时，季常已经是一个从“园宅壮丽”到“环堵萧然”的隐士，而苏本人也是风烈事业归于梦幻的时候。父亲的《苏传》便是从这里开始写起。苏轼谪黄时四十四岁，父亲遭人诬陷也在四十二三岁，都是壮年折翼。而后二十年，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他们：东坡远谪海外，而父亲终于入狱。他有一种神秘感，他们的命运如此相似。他甚至注意到苏轼的八字。

李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