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儿走四方，仅可糊其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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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儿惟嬉游，性命在朋友。

四儿好志气，大言不怩忸。

吾人可从字里行间窥知，张岱撰述明代各朝时态度谨慎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402年永乐篡位；朱元璋传帝位于建文帝，而永乐帝是建文帝之叔。张岱字斟句酌，从中可见朝廷对莽撞论断的报复令史家噤若寒蝉。所以，论及永乐“尚有武未尽善之疑”，“于后世夫拘孪之行岂所以论上圣之主哉”。至于遭篡位的建文帝，张岱把他置于中国历来同遭篡夺天命之人的脉络：“殉国千古罕俪，拊心腐笔而已。呜呼！此非臣之所得言也。” 唯有在连番痛陈1572年至1627年三朝两位君王之颟顸时（万历至天启年间），才能从《石匮书》看出明朝沦亡后，确实影响了张岱对所处朝代弱点（偶尔也有优点）的遣词用字。

根据张岱自陈，他从1628年着手编纂明史，此时崇祯皇帝甫登基，是以早在明亡之前，张岱对于历史已有定论——由于撰述之时明朝仍在，对于何者能说，何者不能说，时而秉笔直书，时而有所隐讳。不过，纵因焦点转移而衍生种种问题，《石匮书》还是为1368年至1627年间治理中国的十五位皇帝，勾勒引人入胜的全貌：他们对权力与篡位的态度，边疆与对外政策，令人折服的战术与迂腐不化的战略，税赋与军费的难题，杰出的艺术天分与宏伟的宫殿营造计划。

“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，梦中犹在故居。旧役小傒，今已白头，梦中仍是总角。”

老人筋力衰，知有来年否。

如是之梦乃张岱的哑谜：“夙昔未除，故态难脱，而今而后，余但向蝶庵岑寂，蘧榻于徐，惟吾旧梦是保，一派西湖景色，犹端然未动也。儿曹诘问，偶为言之，总是梦中说梦，非魇即呓也。”

“余乃急急走避，谓余为西湖而来，今所见若此，反不如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安全无恙也。因想余梦与李供奉（李白）异，供奉之梦天姥也，如神女名姝，梦所未见，其梦也幻。余之梦西湖也，如家园眷属，梦所故有，其梦也真。”

张岱心中有数，各类历史自有其难题；张岱写道，“国史失诬”，“家史失谀”，而第三类历史——即所谓“野史”——往往“失臆”。 然而，是否还能找到架构历史的原则，将张家人纳进国史洪流之中，而又不失其特立独行与内在本性？张岱踵继司马迁的典范，采尖锐精要的评论，避免阿谀奉承的问题；同时，在顺治八年（1651），即成书的非正式家传中，当时流露的过度情感，也要收敛起来。

身为史家，张岱当然必须决定要给自家人多少篇幅，然而张家确实不乏非凡之士，所以无怪乎《石匮书》的列传部分，还是有内举不避亲的味道。譬如，张岱就认为曾祖张文恭（张元忭）在明代道学有其重要地位。在这篇不算短的传记中，张岱关注的，主要是张文恭在晚明变化多端的政论中所抱持的哲学旨趣，然而却先行彰显的张文恭的清高人品：“古貌魁然，岳岳负意气”，热衷探索道德议题，年轻时就服膺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良知之学。张岱在传记里没有记下太多细节，仅提到高祖张天复在西南战事得罪当道而卷入讼狱，此时张文恭展现无比勇气，为其父申冤。

《石匮书》还旁及张家其他族人和交游。在篇幅较短的《妙艺列传》，张岱收录了仲叔张联芳的小传，盛赞他作为收藏家、画家的博大与才华。张岱是这么说的：“少精画理，以舅氏朱石门多藏古画，朝夕观摩，弱冠时即驰名画苑。”张岱尤其称颂张联芳的长帧大幅，技艺超绝，“气韵生动”，认为他的造诣甚至超越元朝的山水画大师。张岱引述晚明知名画家董其昌赞美张联芳之词：“胸中读万卷书，脚下行万里路，襟怀超旷自然。”张岱在结尾处顺便介绍了陈洪绶，称他身为张联芳的女婿，画风与技巧颇得其真髓。

梦中之物或许确凿，但在说梦时总会有某些东西佚失。张岱说他犹如山中人自海上返乡（他讲到表演时也曾用相同意象），欲与人分享所见之奇观、所尝之珍馐，诚云“乡人竞来共舐其眼”，然美味不复存在，“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”？

这次游历却令人心碎。张岱二十几岁时夸言西湖教人乐而忘忧，教人思虑澄明，如戳身上疮或拔肉中刺。如今张岱五十八岁了，发觉西湖令人不堪回首。在晚年辑成的《西湖梦寻》序文中，张岱回想重访夙昔胜景时的震惊，百感交集。“余生不辰，阔别西湖二十八载，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，而梦中之西湖，实未尝一日别余也。前甲午丁酉，两至西湖，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，祁氏之偶居，钱氏、余氏之别墅，及余家之寄园，一带湖庄，仅存瓦砾。则是余梦中所有者，反为西湖所无。及至断桥一望，凡昔日之弱柳夭桃，歌楼舞榭，如洪水淹没，百不存一矣。”

张岱把高祖张天复事迹置于文恭传记的开头，并在结尾处又为祖父张汝霖留下篇幅。而为曾祖张文恭同门好友邓以赞立传时，行文一两页后，又让张汝霖现身，这回他所占的篇幅更长；此乃书写技巧的佳例，修史者铺陈内容时，间或论及自家人。在《石匮书》的邓以赞传中，张岱就穿插了一段轶事。张文恭辞世后，邓以赞时而造访绍兴，有一回还质疑张汝霖的学问。邓以赞责难张汝霖不肖，蹉跎时光，没想到张汝霖以论语之说为题，洋洋洒洒写就一篇斐然文章，回敬邓以赞的批评，教邓以赞击节称快，说这年轻人岂止科场功名而已，必然能光耀张家门楣。张岱在说完此事之后，随即在结尾处又提到张汝霖应考乡试，列名第六。翌年，张汝霖前往京师，会试及第。

张岱又在陶渊明的诗文寻得共鸣。陶渊明那首《责子》诗是诗中逸品，“总不好纸笔”，陶渊明如是悲叹五个儿子不能痛改前非。陶渊明自道诸子懒惰至极，不成器，他只好多进杯中物了。

二穉更善啼，牵衣索菱藕。

纵然儿子的表现让张岱失望，他曾乐于冶游的杭州山水也面目全非，他还是在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回到杭州。这回张岱是应甫就任的浙江提督学政谷应泰之邀。谷应泰在清入关后取得进士，官运亨通。顺治十三年夏，谷应泰带着共计八十卷、几乎完稿的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前往杭州。谷应泰于西湖畔建有著书处，让自己得以完成编史计划，他知道张岱专精明史，力邀他共同纂修。张岱在这一整年都与谷应泰共事修史，而接受这份工作想必解决他捉襟见肘的窘境。谷应泰倾慕张岱的学识，他在自撰的《明史纪事本末》里，有相关章节大量引自《石匮书》。

张岱归返龙山，寓居快园著书立说，然而亲情并未更雍睦：

次儿名读书，清馋只好酒。

张岱不厌其烦地记下张文恭的为人处世：“庚午游太学，明年举南宫射策，赐第一甲第一人，授翰林修撰。自以遭逢圣明释蹻取上第，廪禀期有以自树。”张文恭的方法很简单，张岱继续说道：“日橐笔守官下，搜罗金匮宪典而研究之。词林故清，署第雍容，以文墨自高。稍涉事，辄引代庖为解，乃独聚徒讲求世务。人才相与籍记之，户外屦尝满；每抵掌，论天下事不为首鼠两端。”

修史不仅给张岱带来额外收入，也让他有渠道接触谷应泰搜罗的崇祯朝《邸报》——崇祯朝国史的草稿。张岱一眼即知《邸报》弥足珍贵，其中每周记载明亡前崇祯朝的政务。张岱在族祖张汝方的传记曾提到，汝方在报房工作达二十年之久。张岱在完成《石匮书》前，即利用这无价的《邸报》史料，强化《石匮书》细节的铺陈，并着手撰写后集，以涵盖1628年到1640年代末这段大明王朝的尾声。顺治十五年初，谷应泰的计划告成，《石匮书后集》的修撰持续进行，并完成了数卷，张岱时年六十一，回到快园和绍兴家中。余后六年，张岱按部就班，进行这项宏伟计划，康熙三年（1664）可视为《石匮书》竣工之时，张岱仍继续潜心撰写《石匮书后集》。

张岱下笔谨慎，用字精妙，勾勒张文恭秉承儒学伟大传统的形象：张文恭重实践，轻空谈，然而父亲在云南遭到妒才的贪官构陷，无法为父昭雪，击垮了张文恭。平反失败挫伤了他的自尊，自觉愧为人子，最后抑郁而终。张岱记述张文恭临终弟子随侍在侧的情景，张文恭突然数度口呼“陛下”，然后喃喃说道“朝廷亦多有人”。张岱在最后不经意犯了错误——如果这算是错误的话——两度称已故的文恭为“先子”，而不像其他史家以名讳来称自己的族人。张岱在文恭的传记末尾处下了一个总结：“阳明之学，失则禅乘，先子其一砥之矣。”

张岱的长子、次子虽游荡闲散，总不失为读书人。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他们还打算到杭州参加乡试。张岱记述，曾为激战之处的江西，当地许多学子仍拒赴科考，以表达对清朝的敌视；然而，张岱显然不认为这样的抗拒有何意义，所以让儿子自己决定。儿子终究没考上，不过他们追求功名的企图把父亲带回魂牵梦系的杭州。张岱自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明亡之前一年，就不曾亲睹杭州西湖了。